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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瓜時代的兒女們》（長江文藝出版社）寫了四個素不相識的人，農村姑娘牛小麗，副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長楊開拓，市環保局副局長馬忠誠，四人不一個縣，不一個市，也不一個省，更不是一個階層；但他們之間，卻發生了極為可笑和生死攸關的聯系。

　　劉震云說：“故事像大海一樣，看起來波瀾不驚，但下面的渦流和潛流是我以前小說里面所不那么重點呈現的，呈現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這就比以前的小說更幽默。”新作中，劉震云用老辣之筆剖析了“吃瓜時代”的本質：吃瓜群眾并不在場，卻又無處不在；你無事時他們沉默；你出事時，他們可以在瞬間掀起狂歡的波瀾，也許還會決定你的命運。

　　法國出版人評價，劉震云勝任用簡約的方式描寫最復雜的事物。德語翻譯家對劉震云的評價是：劉震云用幽默之道，抵達了荒誕性的內核。

　　“我的寫作剛剛開始。這話不是虛偽，僅僅是對于寫作，我剛剛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劉震云對自己的新作充滿自信。在他看來，單把故事寫得好還稱不上好作家，把事物背后的聯系寫出來才叫好作家，《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做到了。

　　中華讀書報：關于《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一些人認為幽默，我卻覺得荒誕悲涼。?

　　劉震云：這部小說和我以前的小說不同。以前的小說主角是一個，《一地雞毛》中的小林，《我不是潘金蓮》中的李雪蓮……《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不同。

　　“吃瓜”群眾是誰？就是讀這本書的人，圍觀的人有不同的心情。就像有人跳樓時那些在下面圍觀的群眾，有人喊快點往下跳，也有人捂著眼覺得太可憐。笑不起來的是思考深刻的人，看到了荒誕背后的慘不忍睹。

　　中華讀書報：小說以《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命名，其實“吃瓜群眾”并沒有出場。?

　　劉震云：“吃瓜”是網絡用語。“吃瓜”怎么跟圍觀和看熱鬧聯系在一起，一開始我也不是特別明白，最后揣度了一下，大概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我從網絡上看到一個笑話：發生了一件特別重要的事兒，大家去采訪事情發生地不大遠的一個大爺，大爺說我根本沒看見，我在吃瓜。所以“吃瓜”也定義為不明真相的群眾。

　　生活中每一個人都是“吃瓜”人，是“被吃瓜”，我肯定也是“吃瓜”群眾的一員。戲劇在舞臺上已經沒落了，但是驚心動魄的大戲在生活中每天都不缺乏，走在大街上俯拾皆是，每天網絡、報紙特別是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這樣有趣的事太多了，我看到這些事也確實有一些樂不可支。在古代最著名的“吃瓜”語言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過去我書中的人物關系是非常緊密的，像《一地雞毛》，只要把身邊幾個人的關系處理好，這個世界就太平了；《溫故1942》寫的是災民跟國民政府、跟美國人、跟中國新聞界和《時代周刊》的關系；《一句頂一萬句》寫的是楊百順與牛愛國和身邊親人的關系；《我不是潘金蓮》寫的是潘金蓮和她遇到的各級官員的關系，但是《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不是這樣。樸實的農村姑娘牛小麗、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楊開拓、市環保局副局長馬忠誠，素不相識八竿子打不著的人，穿越了大半個中國突然給打著了。這次寫的是這幾個人關系的空白，空白背后藏著極大的道理。空白為什么能稱為空白，因為充滿了“吃瓜”的群眾。

　　中華讀書報：故事荒誕，細節卻緊實嚴密，邏輯絲絲入扣。您如何處理荒誕和現實之間的關系？?

　　劉震云：荒誕肯定產生于現實，他們會經常問我，說你的作品非常幽默。我說其實我的作品并不幽默，我這個人也特別不幽默。大家如果讀我的書，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是特別質樸，并沒有要說俏皮話，我也討厭在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用質樸的語言敘述一件事情，比這個事情更重要的是事情背后的道理，這個道理可能會非常微妙，非常荒誕，又非常幽默。

　　中華讀書報：牛小麗化名宋彩霞，與12名官員有染，12樁公案連環爆炸，官員落馬，宋彩霞成了網絡紅人。這個故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前幾年網絡流傳的趙紅霞。?

　　劉震云：是不是與趙紅霞有關、牽出多少貪官不重要，故事本身是有意思的，生活提供了一種幽默和荒誕。如果在生活中根本沒有發生過，作者瞎編的話，一定會失去真實性，讀者讀起來也不認同。所有在一定意義上要感謝趙紅霞。有生活的小引道的，小說里從藝術上再映照，就形成小說和生活映照的幽默，同時需讀者參與。讀的時候，會有一點心心相印的感覺。

　　中華讀書報：余華《第七天》被詬病最多的是“新聞串燒”。您也關注了現實生活的矛盾和熱點，但是處理得非常巧妙、智慧。?

　　劉震云：無所謂處理巧妙和智慧。生活中發生的事是細節，不能夸大細節的能力和作用，不用利用。如果利用，讀者馬上就知道了。生活中的真實放到細節的范圍內，不能往上擴大。如果擴大到整體結構上來，撐不住。《溫故1942》中有很多細節完全是從生活中來，《民國日報》的細節、美國國務院的資料、國民政府的資料原封不動地用了，沒人說是“新聞串燒”。當然我會有災民的角度，有國民政府的角度，有英國人的角度，有新聞的角度，有中國的角度，有《時代周刊》戰地記者白修德的角度，不同的角度用的全是生活中的細節，運用到小說里，就跟吃餃子加點醋一樣，不能讓它起到真正的主干和主體作用。怎么放得恰當，這是需要考慮的。

　　中華讀書報：小說語句簡潔，卻是連環套式的，讀得酣暢，寫作中，是不是您也沉浸在言說的快感中？?

　　劉震云：我和語言的關系只一點，是特別質樸的關系，不是耍小聰明的關系。不拿樸實和簡潔炫技。相比而言繁復的語言是容易的，三個不同的形容詞指向不同的含義，顯得特別豐富華麗。

　　語言有時候可能就是生活態度：質樸為好。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一點兒不夸大，不加任何調料。因為語言特別質樸，映照出背后的道理就更深刻。日本書評家豐崎由美說，劉震云說出了中國老百姓的肺腑之言。還有評論說，劉震云在用質樸的語言，來搭建奇妙的藝術結構。我的作品未必達到這樣的水準，但起碼是我努力的方向。

　　中華讀書報：讓我特別佩服的是，對于生活中的大量新鮮的現實矛盾，您沒有回避，提供了密集的信息和深度的思考，帶來特別有力量的沖擊。從《我不是潘金蓮》到“吃瓜群眾”，在處理敏感的社會話題上，您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吧？?

　　劉震云：不需要經驗。敏感的話題是一個社會層面，但是到文學里，不存在敏感不敏感，就是一個人物。要這么說，《一地雞毛》小林也敏感，一盤豆腐把八國首腦會議否了——這是小林的認識，是此情此景的認識。《吃瓜時代的兒女們》李安邦、馬忠誠，也是此時此地的心情，這個人物不可能揭露自己。我寫東西從來尊重筆下的人物，所以他不揭露自己，我也不會出來揭露或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或揭露，不如當記者。毒奶粉事件，煙花爆竹事件，記者可以臥底，可以寫出揭露黑幕的報道。小說是寫人，寫人性的復雜性，包括靈魂的復雜性，寫的不是社會層面的黑暗。

　　小說就是小說。小說不需要除暴安良匡扶正義，小說寫出來以后大家愿意讀，讀出生活中也許體會到但說不出來的滋味，咂摸出來一些，會心一笑，第二天還能再思考。這是我的初衷。有時候我在街上碰到不認識的人上來打招呼，說劉老師我特別喜歡你的小說。他通過李雪蓮通過牛小麗認識我，我能發現這些人跟我說話的時候，特別真誠，特別溫暖，這和粉絲見了演員不一樣。

　　中華讀書報：《我不是潘金蓮》中由李雪蓮牽扯出王公道、董憲法、荀正義、史為民、蔡富邦等官員；《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也有副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局長楊開拓，市環保局副局長馬忠誠，人名一派正氣，和人物、故事形成極大的反諷。?

　　劉震云：對人物命名是創作特別重要的部分。名字和人的階層甚至和家族有關，包括爺爺是不是識字。也和地域和風俗習慣甚至和飲食有關，也有的是為了更好地活下來。小說中的人物姓名，最重要的是作者不能創造。人物姓名這個細節要和生活相符才能真實。

　　中華讀書報：小說中也有很多溫暖的細節，比如牛小麗被抓走之前，交待丈夫把經營飯店的九萬塊錢給哥哥和侄女；老辛老婆帶著兒子跑了之后，他還惦記著并非親生兒子的小猴；李安邦調到另一個省當省長，臨走時到山區告別，是因為惦記著山區姑娘宋彩霞；李安邦遇到難事，和趙平凡之間的肝膽相照……您怎么看小說中那些溫暖的細節？小說中涉及的反腐，和另外一些反腐題材的小說有何不同？?

　　劉震云：這也是一個藝術結構。貪官犯罪了應該進監獄，但是到文學作品中就是一個人物。而且在生活中貪官也都不是面目猙獰，有時候反倒是謙謙君子，溫良恭儉讓，貪腐的過程絕對不是痛苦的。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對他來說非常的愉快，貪官之間的關系也不都是過河拆橋和落井下石，有時候還是肝膽相照和生死相托。現實判斷一個事物的性質是不是犯法，而文學觸及的是人性和人的靈魂。你寫的是事還是人，這是最大的區別；你寫人的表面還是人物內心，還是人和人之間內在的關系，這是考量作家最重要的方面。

　　中華讀書報：《塔鋪》《新兵連》《單位》《一地雞毛》，那時候您是新寫實的扛旗手，到了《故鄉面和花朵》《故鄉相處流傳》有一些文體的轉變，到《一句頂一萬句》又回到對筆下人物的精神狀態的奇妙洞察和敘述。您能談談自己的寫作上的變化嗎？?

　　劉震云：一個作者如果不變化，不就麻煩了嗎？變化是作家成長的足跡，代表他對寫作對生活的認識，以及和本人之間的關系，不斷能咂摸出寫作的新的滋味才接著創作。如果寫了《一地雞毛》再寫《一地鴨毛》或者《一地鵝毛》，寫作就變成了復制。復制是飯店可取的經營方式。對作家來說是通往死亡的道路。寫完《我不是潘金蓮》下次再寫個《我不是武大郎》或者《我不是武松》，如果這么寫下去，讀者早把我拋棄了，我也把我自己拋棄了，不斷寫出新滋味是寫作的樂趣。寫作最困難是結構的層面。這是我不斷想寫、能寫出不同的作品的原因。

　　中華讀書報：您所說的“新的滋味”是指什么？?

　　?劉震云：是文學，是生活，是作者，這三者結構中不斷有新的體會。三個方面中只要有一個方面有新體會，會和另外兩個方面發生化學反應，這是推動作家前進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