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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德藝雙馨藝術家——劉中秋 「《鬧天宮》傳奇」十四章——十六章

更新時間:2023-01-11 關注:139

劉中秋,男,多年從事語文教學工作,兼教歷史。出生于京劇世家,一向喜愛文史,同時喜歡寫作。于二0一四年加入深圳市作家協會。



劉中秋,男,多年從事語文教學工作,兼教歷史。出生于京劇世家,一向喜愛文史,同時喜歡寫作。于二0一四年加入深圳市作家協會。近年,也在某些刊物上發表作品,如2016年刊登在深圳福田區慶祝中國共產黨九十五周年專刊《一輪紅日照東方》上發表散文《重訪上陳鋪》。參加征文大賽也多次獲獎,如小說《假如一只蚊子成了精》在深圳市福田區作協主辦的雜志《蓮花山》2016年第十期上發表并獲得三等獎,在深圳福田區第五屆《“千里路·萬卷書·文明人”征文》大賽中獲得優秀獎,詩歌《我們的三沙》于2018年獲得中國首屆酈道元山水文學征文比賽一等獎,童話《龍貓成材記》于2019年獲得首屆魅力中華文學書畫大賽銅獎,散文《鄂州西山好風光》2020年10月獲第二屆酈道元山水文學征文比賽一等獎。書評《歷史小說應該尊重史實》于2020年4月在紫薇杯首屆全國書評征文大賽中榮獲最佳優秀獎,2021年散文《偏僻山鄉的滄桑巨變》入選深圳社會組織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詩歌朗誦會作品集,同年在全國首屆《書蘊杯》詩詞歌賦網絡評選大賽中獲新星詩人獎。

作品賞析:

長篇小說節選

《鬧天宮》傳奇

(一位京劇角兒的成長史)




十四


以后一段時間,社會上傳來的消息越來越恐怖,說中央揪出來一個反黨集團,有四個人,是彭真,北京市委書記呀;羅瑞卿,解放軍總參謀長啊,管中央軍委的大印,可以調兵遣將;陸定一,管文化的;楊尚昆,在毛主席身邊安竊聽器啊,他想干什么?我當時怎么也想不明白,彭真五一那天還主持天安門廣場的幾十萬人的集會,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派人物了?還聽說,有人竟然搞二月兵變,對毛主席的行蹤加以監視,想發動叛亂。林彪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正在喝茶,嚇得把茶杯都掉到地上了——中央的階級斗爭竟然這么激烈!形勢變化真是太快了!

七月底,劇團的全體學員去郊區生產隊勞動,說是雙搶。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個詞兒,不知道這個詞兒的意思,后來聽帶隊的布施仁解釋,才知道“雙搶”是搶收早稻、搶種晚稻。我們這次去有點晚了,搶收早稻已經過了,搶種晚稻才開始不久。顯然,這次去就是插秧。本以為要干半個月的,哪知道,只干了五天,就接到通知,全體學員立即回去,說情況有大的變化。等回到劇團,才聽說毛主席發話了,批評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的,不是好現象,要撤銷工作組,讓群眾自己搞文化大革命。我一聽,覺得滿新奇的。轉念一想,這樣也好,我可以管事了,就可以更有把握地保護師父啦。

第二天,工作組周組長召集全體演員、學員大會,傳達了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在首都大專院校和中學紅衛兵集會上的講話,鄧小平解釋了撤銷文化革命工作組的原因、周恩來講了由革命學生自己搞文化大革命的理由和注意事項,劉少奇講了要保護少數的原則。周組長講完后,布施仁提出,工作組和黨支部經過縝密研究,要求大家選舉劇團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強調要選舉工農出身的學員擔任劇團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的成員,在同等條件下優先選舉工農子弟,以此保證劇團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由無產階級掌控。然后,分小組討論候選人名單。人人知道,分小組討論候選人名單只是走過場,該選誰該不選誰,工作組和黨支部已經內定好了,因為剛剛分開各小組,布施仁就把候選人名單送過來了。大家一看,都覺得那還討論什么,舉手通過算了。于是,不到一個小時,周組長宣布劇團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名單:組長鄭曉龍,副組長朱珊玉,其他成員全是工農子弟。我想,這些年來,無論什么選舉,都是這樣的,名單早已定好了,老百姓只是負責舉舉手而已。我也沒把這次選舉當回事。過了幾天,工作組果然撤走了,鄭曉龍組織全體演員、學員歡送。

到了八月份,形勢變化得更快更大,令人瞠目結舌。黨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制定了一個文件,叫《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凌峰后來告訴我,他們同學個個興奮得不得了,說:“這下好了,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了。”這個文件有十六個項目,后來簡稱“十六條”。

過了七八天,北京召開百萬人集會,毛主席接見北京的紅衛兵和其他革命學生。最讓人吃驚的是,黨中央的人事有非常大的變動,劉少奇由第二位跌到了第六位,而原來第六位的林彪升為第二位。我當時不知道這個變動的意義,還以為是劉少奇讓賢哩。

過了一兩天,從報上得知,北京集會結束的當天晚上,北京紅衛兵全體出動,上街破四舊,把一些商店、一些建筑的名字改了: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道,其他的大街或者商鋪,要么冠以“反帝”、“援越”這樣的名號。我想這樣改也好,充滿了革命氣息。可是后來變了,開始抓人游街了,要是僅僅游街也就算了,還一路打罵。這種做法登了報紙,是正面報道,等于肯定了這樣的做法。很快的,這股風傳到武漢來了。那會兒,天氣正熱,特別是中午,馬路被曬得滾燙,穿膠底涼鞋都受不了。可是,那些被游街的所謂牛鬼蛇神被勒令光著腳走路,你說這怎么受得了。可是,那些所謂牛鬼蛇神只能含悲忍淚咬緊牙關忍常人所不能忍。

凌峰告訴我:他的班主任柳仰軍因為說過一些被認為是反動的言論被學校領導和工作組盯住了,就組織一些人把班主任批斗了。

我問凌峰:“你們班主任說了哪些反動言論被批斗了?”凌峰說:“他的反動言論多了去了。我舉幾個例子。他說雷鋒式的好戰士王杰是徹底革命的,他身上每一個指甲都是革命的,進了棺材也是革命的。這樣說多么不嚴肅?更要命的是,他說,我讀毛主席著作能夠倒背如流。我估計,他是在吹牛皮,是在向領導表示自己讀毛主席著作讀得好。雷鋒、王杰他們不都是學習毛主席著作學得好嗎?但是,別人不一定像他想的那樣想啊。一位老師當眾揭發,人家讀毛主席著作都是順著讀,他說他能夠倒著讀,你要干什么,想從毛主席著作中讀出反面的意思來嗎?大家說,他惡不惡毒?這樣一分析,旁邊那些批判他的人都憤怒起來,紛紛要他低頭認罪。他也嚇得額頭淌汗。在這個當口,他渾身是嘴也說不清了。后來,工作組主持了一次批判大會,批了他四個鐘頭。他低頭哈腰四個鐘頭沒敢伸直腰桿,真夠他受的。這次破四舊,班上文革小組帶領同學們把班主任押出去游街。凌峰后來說,幸虧班主任年紀不算大,又沒有嚴重的疾病,沒有倒臥在游街的路上,要不然吶,出了人命,我們一輩子也還不了這筆孽債啊!

平水市也有被拉出去游街的,但是跟武漢比,那就差遠啦。可能地方小,相互認識的人挺多,不太好抓人游街。

爸爸跟我說:“別人游街我不管,不了解情況管個什么名堂呢?可是,你師父我了解,是大好人吶,你得注意了,別讓人拉出去游街。你一個人力量小,你找幾個師兄弟,先商量好,幫師父看家護院,一發現有人想動手,你們一定阻攔,就是動了拳腳也不管了。要鬧就鬧大算了。你有什么事,我會保護你的。于宗昆、胡桂林的事絕不能在你師父身上發生。你別怕,我豁出命去也做你的后盾。你記著,你要是在關鍵時刻認慫,你就別進我的家門。”

我得到爸爸的支持,膽氣也壯了。

回團后,我找來小魁、云飛、志高,還有平時玩得好的師兄弟,大家一起商量保護師父的事情。有人問:“是不是只保護你師父啊?別人呢?”

我還沒想到這一點,現在有人提出來了,是該正確解決一下。我說:“現在武漢游街成風,我擔心有人會拉我師父出去游街。所以找你們來商量。既然有人提出那個問題,我覺得是該考慮。要保護就都得保護。大家看怎么辦好。”云飛說,“尚泰說得不錯,游街的只能是真正的敵人,把稍微有點問題的人拉出去游街,我認為不符合《十六條》的精神。”

我說:“云飛說得有道理,是真正的階級敵人,拉出去游街可以。如果沒有定性是階級敵人,拉出去游街不符合《十六條》。”

有人問:“那我們劇團誰是階級敵人呢?”我當然不想說我師父是階級敵人,同時認為劇團里沒有階級敵人。小魁說:“師兄,你說那三位是不是呢?”

批《海瑞罷官》,知識分子就受到驚嚇,后來看到這次批判局限于口誅筆伐,心里才稍微安定了些。沒想到,批判“三家村”,火藥味越來越濃,城鄉各單位都在搞,還拍成紀錄片到處放映,學校里每個星期只上四天課,每天上六節課,下午第三節課就是批判“三家村”的黒文章。學生已經沒有心思上課做作業了,成天就是琢磨如何寫批判稿。各地都在抓本地的三家村。武漢抓出來一個,那三個人是程云、武克仁和某資產階級權威,這個“某資產階級權威”就是武漢大學的校長李達。在武漢文藝界批判程云的大會上,武漢京劇團的導演于宗昆被點名上臺陪斗。他心中不服,沒幾天就跳長江大橋死了。也就前后兩三天,武漢漢劇團演員胡桂林跳漢水橋死了。消息傳到平水市京劇團,眾人莫不悲傷,既可憐別人,又擔心自己,特別是有所謂政治問題的人,更是惶惶不可終日。我師娘非常擔憂我師父的安全,曾經在外出去菜場買菜的路上站在一個角落哭,被一個票友看見給勸住了。

這位票友姓齊,女性,認識我。她找到了我,告訴我師娘的事,問我師父是不是出事了。我說師父沒有出事。齊女士憤憤不平地說:“他一個唱戲的,又不是主要領導,想搞文藝黑線也搞不成吶,干嘛跟他過不去呢?有些人太壞了。”我向她表示感謝。等她走后,我把云飛、小魁、志高還有幾個平時合得來的師兄弟找到后臺,把師娘哭的事情告訴他們。云飛說:“劇團里不會有人要拉余老師游街吧?我就不會。余老師是共產黨員,是副團長,拉他游街怎么行呢?”小魁說:“云飛,你認為拉余老師游街不對,可是有人不這么想。昨天,曉龍就問我,余老師算不算反動學術權威。我說,你該注意‘反動’這個詞兒,余老師是共產黨員,怎么會是反動學術權威呢?他說余老師是共產黨員,那吳晗不也是共產黨員嗎,還是高干哩,北京市副市長啊,不是照樣批判了嗎。我說,吳晗寫了《海瑞罷官》,挨批還說得過去,可余老師什么也沒寫呀。”我一聽就急了,心想好你個鄭曉龍啊,你個王八蛋,敢打我師父的主意,休想!我說:“吳晗是大學生,寫過書,可我師父連寫個批判稿還要找我幫忙哩,他能算個哪門子權威呢?就是要他當權威,他也不夠格啊!”云飛也說:“他媽的,這個鄭曉龍真不是個玩意兒!

我說:“游街的必定是真正的階級敵人。我師父肯定不會是階級敵人吧?那些角兒肯定也不是。至于那三個老右派嘛,沒有發現他們有現行問題,何況又摘了帽,也不能把他們當階級敵人看待吧?”小魁、云飛他們遲疑了一下,也贊同我的說法。

我們幾個正議論著哩,曉龍來找我們,說:“武漢破四舊,搞得熱火朝天,轟轟烈烈。布書記找我談話,告訴我,北京把各文化界的權威人物都集中在文聯大院跪著挨批斗,燒傳統戲的行頭。聲勢可大啦!他要我們跟上啊。我想也是的,應該跟上去。找你們幾位師兄商量商量,該怎么跟上去。”我聽他的話音,是準備抓人游街。我想,這回可是節骨眼兒到了,不能讓他們害師父。我說:“小師弟,你是怎么想的呢?告訴我們,我們討論一下。”曉龍說:“我想呢,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布書記一直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應該整他吧。反動學術權威嘛,余盛昆算不算,我一時下不了結論。劇團里那幾個老右派嘛,聽說早已經摘了帽子,不過現在有‘摘帽右派’這個說法,意思很明白,仍然可以把他們當右派看。你們看怎么辦。”

我想:你個小混蛋,保護布施仁,準備打我師父的主意,辦不到。我說:“報上說,文藝黑線專了我們的政,文藝黑線是通過劇團領導來執行的吧,他布施仁能推卸責任嗎?反動學術權威,得有反動兩個字,你憑良心講,我師父反動嗎?要說我師父反動,恐怕劇團里就沒有不反動的了,洪洞縣里沒好人了。那幾個右派的情況,我不太清楚,聽大家的意見。”小魁說:“我同意尚泰的意見,布書記走社會主義道路,余老師根本算不上反動權威,連批判稿都不會寫,算哪門子權威?至于那幾個老右派,他們有沒有現行問題呢?有就可以整一整,要是沒有,怎么整呢?”曉龍說:“布書記說了,找不著現行問題,就翻歷史舊賬。他們這號人,是砧板上的肉,想怎么剁就怎么剁,想什么時候剁就什么時候剁。我覺得就按布書記說的辦吧。”

我想,只要能保護師父就行,別人就顧不過來了,所以同意曉龍的意見,拉他們去游街。

可是云飛提了個問題,大家伙又亂了。他說:“是把他們三個都拉出去呢,還是只拉一個?”這下真不好辦了。都拉出去,那個場面就大多了,拉一個出去那問題不大。我談了自己的看法。大多數人也是這個看法。

曉龍說:“布書記說呢,那三個老右派是砧板上的肉,想怎么剁就怎么剁,肯定不會錯的,退一萬步講,就算搞錯了也沒關系,整摘帽右派上面是不會追究的。按我的本心想呢,把他們三個一起拉出去游街,不會犯錯誤的。不過,尚泰師兄說得有道理,場面太大,不好組織,拉一個出去算了。”

我當時只想著保護師父,對那些老右派嘛,覺得也不該拉他們出去游街,他們自從摘帽以后,一直謹小慎微,見人就低眉順眼,即使對我們這些后生晚輩也是畢恭畢敬的,拉他們游街真的于心不忍,可是那會兒全國各地游街成風,打罵所謂牛鬼蛇神成風,也只能委屈他們了。問題是拉哪一個呢?我提出:“現在天氣這么熱,得找一個身體好的,年老體衰的就放過吧,不然游死了人總不好吧?”他們都贊成我的意見,問題是拉哪一個呢?大家議論了半天,曉龍說:“布書記說過,那個宋崇蘭最壞,當年提意見最多。既然這樣,就拉他好了。”我聽師父講過,這宋崇蘭是當家小生,文武兩邊抱,劇團里只有他一個人能演《白門樓》,唱念做打樣樣精通,路子正得很,就是年輕氣盛,口無遮攔,幫助黨整風說得太多,結果折進去了,萬幸的是沒有被劃成極右坐牢,聽說也是潘局長筆下超生,只是實在保不住,只得劃了個普通右派。摘帽以后,布施仁始終不放過他,只把他當一般的演員用,去個朝官,甚至旗鑼散報什么的。師父提出讓他演出《白門樓》,可以多賣點錢,布施仁說,寧可一分錢不賺,也不許他這號人上臺出風頭,長了階級敵人的志氣,還批評師父眼睛只盯著錢,不注意政治。師父嚇得回去連晚飯也吃不下去。現在準備要拉宋崇蘭游街,我怎么保護他呢?無計可施。

大家決定明天上午拉宋崇蘭游街,由曉龍主持,由我負責帶隊。大家都散去了。

我剛走出劇場,看見宋崇蘭由外面回劇團宿舍。他沖我討好式地笑笑,點頭哈腰。我照樣回了個禮,可是心里想,唉,宋叔啊,我保護不了你啊,只怪你運氣差,領導盯著你啦。我平時見面就喊他“叔”,這是師父規定的。師父老說他運氣差,要我別欺負他。如今晚兒,形勢擱在那兒,我怎么辦,我拗不過形勢啊!我想,將來我要是有能力,一定保護你,這次你就認命吧。

我來到師父家里。師娘一見我就說:“這幾天吶,我可嚇死了,生怕有人找你師父的岔兒,拉你師父游街。你想啊,天氣這么熱,你師父那身子骨要是游街怎么受得了哇?不死也得剝層皮。他要是有個好歹,我可怎么活啊?”說著,就嗚嗚地哭起來了。看著師娘哭成這樣,我心里好生難過,沒想到現在的日子會過成這個樣子,就趕忙說:“我來就是要告訴您和師父,不用擔心了。剛才,曉龍出面找我們學員開了會。曉龍傳達了布施仁的意圖。”小昆說:“師兄,《十六條》上不是說,是群眾解放自己嗎?他布施仁怎么還在插手運動?他……”師父馬上嚴厲地說:“小昆,不許胡咧咧!你知道什么?文件上是這么講,你還當真啦!你沒看見,每次運動都是組織上在領導和控制的,這次肯定也是一樣。他布施仁特別明白這一點,所以他不出面,讓曉龍出面。尚泰,你別惹曉龍。不是怕曉龍,是怕曉龍背后的那股勢力。”我說:“師父,您放心。我沒有惹曉龍,小魁、云飛、志高也沒惹曉龍。不過,我提出來,您是共產黨員,又不是黑線人物,怎么能拉您出去游街呢?曉龍也說可以拉那三個老右派去游街。我們大家決定了,明天上午拉宋崇蘭出去。曉龍說了,布施仁最恨他。說實話,拉宋叔出去游街,我也不愿意,可眼下這形勢,先把您和別的角兒保下來再說。唉,只怪宋叔運氣不好。”師娘說:“你們學員是這么決定的啊,看來你師父可以逃過一劫了,只是老宋要倒霉嘍,想想真可憐!”我說:“可不是。這是沒辦法的事兒。”

我告辭回家,把今天下午學員們開會的事兒跟爸爸說了。爸爸嘆了口氣,說:“人家摘帽都七年了,還是不放過人家。造孽啊!提了幾條意見,就一輩子遭罪,這是個什么理喲!!”我說:“爸,不管怎么樣,總算把師父保下來了。”我又說:“我曾祖父在清朝宮里當過差,你們單位沒找您麻煩?”爸爸說:“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發言稿、批判稿寫得多好,你不是說我的發言像一個共產黨員嗎?平時我在單位從來不談政治,人家談,我只是打哈哈,也不插嘴,心里煩悶只找你焦叔,所以單位領導沒怎么注意我。再說,你祖爺爺在宮里當差是幾十年前的事兒啦,我沒有現行的問題,就不會扯那么遠的事兒。你焦叔在他們單位也是這樣為人處世,沒有仇人,所以他沒有遇到麻煩。”

我笑了:“爸爸,要是用《地道戰》里日本人的話,您和焦叔都是狡猾狡猾的。”爸爸笑了:“這也是被逼出來的啊。我當然知道這樣做人太假,不地道,但是沒法子。要太太平平過日子,只能玩虛的。不過,你看到了,我對你對你媽對你焦叔對你師父一家子可從來不玩兒虛的。”我說“那倒是的”。

吃了姆媽做的餛飩,我回到劇團。剛進宿舍,迎面看見小昆,見他神色慌張,問他怎么了,心想難道師父遇到麻煩啦?小昆說:“師兄,告訴你,宋叔自殺了。他喝了汽油,昏倒在地,是從他嘴里呼出來的氣里帶有汽油味兒才知道的。他房里桌子上有一張紙,上面寫著幾句話:在這個世道活得沒意思,找爹媽去吧。陽間不容我,陰間總會收留我吧?”小昆停頓了一會兒,說:“師兄,他明天游街是誰告訴他的啊?”我聽說宋叔自殺,大吃一驚,心想消息怎么傳出去的呢?我問小昆,宋叔現在在哪兒?小昆說:“布施仁也趕來了,派幾個人把宋叔送到醫院搶救。布施仁看了紙條后說,搶救過來要開批判會,批他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他要是真正想革命就應該接受運動的考驗嘛,自殺是在對抗運動,必須批判!

我覺得布施仁太沒有人情味兒了,又覺得宋叔好可憐。我琢磨不了是誰泄露了明天拉他游街的消息。甄小姐,這個泄露消息的人我直到文革結束后才知道。宋叔在文革期間一直絕口不提。我估計他是自覺惹不起那位,才一直不肯說。他過得太艱難了。

甄小姐,那會兒,不光像宋崇蘭這樣出了政治問題的人日子難過,連一些本人沒有一點政治問題、只是家庭成分差的人日子也不好過。我那個小學同學凌峰告訴我,他讀初中時,班上有兩位同學,一男一女,各方面沒有問題,尤其是學習成績在班上常常是前三名,在年級至少也是前十,可就是因為家庭成分差,政審被批為“該生不宜升學”,因此沒有考上高中,而學習成績比他們差幾個檔次的人都被高中錄取了。他們只能下農村或農場。這是何等沒有理性沒有人性的政策!可當時就這樣,你怎么辦?二十多年后,凌峰跟其中一位男同學見面了。那位男同學因為沒有高中文化的底子,所以在改革開放初期沒能考上大學,以后諸事不順,顯得十分頹廢。凌峰感嘆地說:“都是那該死的階級路線害得呀,愣是把一個理工科方面的人才報廢了啊!”我也感嘆萬分,覺得自己的運氣還算好的。凌峰說,他還有個高中男同學下放農村,因為家庭成分不好,招工多次也輪不到他,萬般無奈,搞了個病退回到武漢,心里一直非常壓抑。好在文革后恢復高考,他讀高中時數理化就不錯,考上了武漢測繪大學,這才改變了命運。”我為他的這位同學的際遇感到高興,他是這一類子女中運氣最好的啊!凌峰還說“他這個同學非常感謝改革開放,感謝鄧小平。”甄小姐,過去一段時間,極左思潮太泛濫太猖狂,害了多少人才啊!宋叔就是其中一個。唉!

你問那個女同學啊,告訴你,文革中混得也夠慘的。凌峰說,那個女同學的爺爺跟國民黨戰犯黃維是同學,睡一個寢室,一個上鋪,一個下鋪,關系密切。1949年,解放軍即將發動渡江戰役,她爺爺聽了中共武漢地下黨的話,沒有跟國民黨部隊跑,留了下來,不久回了農村老家。哪里料到,土改時被當地土改工作隊槍斃了。這樣一來,這位同學不光有地主成分,還有“殺關管”的名分,在強調階級路線的年月了,她在政治上是絕對受歧視的。初中畢業后,沒有單位招收她,加上當時政府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她只得去農村。她誠心誠意地改造自己,干活找又重又臟的活兒干,個子比較矮小,干活不讓須眉,生產隊的農民對她的評價很高。每次招工,盡管小隊、大隊、公社都推薦她,可是招工單位沒一個愿意收她,理由只有一個——成分太差!那時,有一種說法:出生不由己,道路自選擇。又說:講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現。說得挺好,在實踐中就是不照著做。那時,大家都怕犯政治錯誤,總覺得招一個家庭成分不好的人萬一出了問題那可承擔不起責任。這個女同學常常流著眼淚給父母寫信,她母親看著沾滿淚痕的信紙,往往嚎啕大哭。凌峰的那個男同學,父親是國民黨軍官,但是個國民黨起義軍官。按政策,應該把他們當成革命軍人看待。可是,不知為什么,即使是國民黨起義軍官仍然按《公安六條》處理。《公安六條》是文革初期由管全國公安工作的謝富治主持制定的,其中一條就是把國民黨軍隊中連長以上的人作為專政對象。凌峰這個男同學的父親軍銜在連長以上,因此就折進去了。解放初期,中共中央號召國民黨里的公職人員和潛伏特務向共產黨政府投誠,說好只要交待清楚了自己的問題,政府以后絕不追究。本來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可是從六十年代起,也不算數了,那些向政府坦白交待的國民黨人員被認為是歷史反革命,本人和家屬都受到政治歧視。唉,自從六二年強調階級斗爭以后,不但出了一些壞政策,連以前的一些好政策也實際上被廢除了。

你問宋叔后來怎么樣了?他自殺以后,被人送到醫院搶救,僥幸搶救過來了,但是身體非常虛弱,連走路都有點搖晃。曉龍奉布施仁之命,召開全體學員大會,討論該不該拉宋叔游街。我很為難:宋叔剛剛被搶救過來,要是拉出去游街,怎么受得了呢?弄得不好,非死不可。可是,他不去游街,那么那兩位老右派就得去一個。在我心里,覺得拉那一個都不好。可是又怕不拉老右派游街,學員們會不會把注意力轉到師父和一些角兒身上來,到那時候可怎么辦呢?所以,我沒有發表意見。其他人議論半天,認為還是拉老右派去游街為好,有人說,打死老虎總錯不了。問題是拉誰呢?那兩位年紀都比宋叔還大,萬一拉出去游街出了事兒怎么辦?大家討論來討論去,沒人愿意出頭拍板。敢情都不想擔擔子。

正在這個時候,有個演員的小孩跑到臺上來小聲對曉龍說了什么。曉龍馬上跑后臺去了。我們在臺下面面相覷,不知曉龍在抽什么風。小魁發牢騷似的說:“電影上面干革命好像滿容易的,說幾句話,手一揮,行動就開始了。怎么這會兒干革命這么麻煩?研究了半天也沒研究出什么結果來。”說完,他打了個哈氣,還唉了一聲。這一來,大家就議論起來,先還談革命,慢慢地,就扯起閑話來了。

曉龍來了,滿臉不高興的樣子。我和一些學員很納悶:這小子遇到什么了,這么難過?曉龍說:“剛才是布書記找我談話,通知我,上面的態度變了,要我們注意。”我大聲說:“態度怎么變了?”曉龍說:“布書記拿來一張報紙,說:上面登了一篇社論,題目是《紅衛兵要向工農兵學習》。上面的內容是要堅決執行黨的政策,要堅持文斗,反對武斗。布書記說,這是中央的新精神,就是不要再搞游街這一類行動了。我們劇團沒搞,說明我們大家的政策水平高,非常注意執行黨的政策。所以,拉人游街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聽曉龍這么說,我心里高興極了,覺得這篇社論發晚了,要是早幾天發,好多人就可以免受游街之苦啦。但不管怎么說,師父、宋叔和那兩個老右派總算躲過一劫了。這還是應該慶祝的。

晚上回家,我把下午曉龍召集我們開會和報上登了社論的事情跟爸爸說了。爸爸說:“這篇社論我看了,發晚啦!早發幾天,多少人可以免受游街之苦哇!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考慮的,今天才見報。我也鬧不清為什么今天才見報。”我說:“您鬧不清楚,我更糊涂。爸爸,我們去問問焦叔吧?”爸爸說:“這倒是的。應該請教一下他。”

我們來到焦叔家里。焦叔的愛人南淑秀老師表示熱烈歡迎,給我們沏了茶,是茉莉花茶。我聞著清香,品著茶水,心里好舒服。

爸爸說明來意。焦叔點了點頭,站起來把大門關了,才輕輕地說:“這個問題我想了一整天,剛剛想好了,說出來,我們共同切磋切磋。”爸爸說:“老焦啊,你今天怎么了,以往可不是這樣啊!你還是像往常那樣盡管說,我就愿意聽你的話。”焦叔看了看我。爸爸明白了,說:“老焦哇,尚泰這孩子,你看著他長大,秉性你心里有數,不會壞事的。你不知道吧,這一段時間,他一直想辦法保他師父哩,沒有動搖過。你可以相信他。”焦叔這才開始說了:“這幾天,報上發表了一些為破四舊辯護的大塊文章,批判性地提到國外批評破四舊的言論,其中有一篇文章叫《紅衛兵贊》,你看過嗎?”爸爸說“看過了”。焦叔說:“那篇文章結尾的地方引用了梵蒂岡教皇的話,說紅衛兵是破壞的象征。引他的話,說明國際上在反對破四舊。下面我說的話,你和尚泰千萬不能說出去。”爸爸非常鄭重地表示:“我非常看重我們之間的友誼。我以一個老朋友的名義擔保,以我的人格擔保,我絕不會外出亂說!”爸爸看了看我,我明白爸爸的意思,也嚴肅地說:“絕不外出亂說!”焦叔說:“我估計,破四舊在國際上不討好,上面很為難,既不能馬上禁止,又不能不禁止,所以拖到今天才發社論,要紅衛兵停止行動。國際輿論太大了,上面不能不考慮啊!”

爸爸哦了一聲,說:“老焦,你說得確實有道理。不過,有一點我不明白,如果上面考慮國際輿論,那以后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下去呢?”

焦叔說:“上面怎么搞我吃不準,可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上面一定會想辦法把文化大革命搞下去的。我們只能看一步走一步了。唉,皇廷深似海,宮幃秘事多。以后的事,不是我們能想到的,就是想到了也管不了哇!老孟啊,我們當老百姓的,只能走著瞧啦。”爸爸說:“這樣活著也太累啦!”焦叔說:“累點總比挨斗強啊!”爸爸說:“看來,只能這樣活著了。”焦叔說:“這么多年了,我們不就是這樣活過來的嗎?總算平平安安的,這已經算最好的了。”爸爸嘆了口氣,說:“也只能這樣了,得過且過吧。”


十五


官方怎么安排文革的進行,焦叔吃不準,我更不知道。可是,社會上的一些小道消息倒是以非常迅速的速度在流行。凌峰告訴我:“聽說毛主席每天接見學生,有八萬人,我準備去北京,看有沒有希望見到毛主席。”我問他有什么辦法沒有。他說:“辦法不都是想出來的嗎?聽說,學生可以憑學生證到火車站弄票,免費的。我準備去試試。”我沒有學生證,只能干著急,就預祝他成功。他當天就坐船去武漢了。

我羨慕又焦急地等了兩天,這天這小子回來了,笑呵呵的,一臉的得意。我知道有戲了,忙問他搞票的經過。他:“我先以為,我的學生證是平水市的,武漢的火車站不一定當回事兒。沒想到哇,我把我和幾個同學的學生證遞進去,售票員問都不問,就給我們開票了。我看著高興得要命。把票拿到手,心里感慨萬千,終于可以上北京去啦。小時候看電影,看到北京,真羨慕北京的孩子們,從小就生活在祖國的首都,也想去北京玩玩,可是去不了哇。現在好了,我們明天下午就走,趕晚上九點多鐘的火車。”我問他,他爸爸姆媽知不知道他要到北京去。他說:“干嗎讓他們知道。他們知道了,我不一定走得成哩。這樣,明天晚上九點鐘,你到我家去,告訴我爸媽說我去北京了,請他們放心。”我見他激動,也跟著激動,祝他們一路順風。他得意洋洋地回家去了。

我心亂如麻,恨不得也像凌峰那樣搞票去北京。可沒有學生證只能干著急。

第二天晚上九點鐘,我到凌峰他家去了,把消息告訴他爸媽。他媽罵了起來:“這個小兔崽子,跑了也不打個招呼,小心路上讓壞人拐走。”他爸非常冷靜,說:“他是個男孩兒,誰拐他?這么大的小孩養不家的,還會自個兒跑回家。誰拐他,誰倒霉。只是他沒帶錢,這以后吃什么?”他媽說:“他外婆在漢口,他找外婆要錢,他外婆準給,能給多少就給多少。”

他爸笑著說:“這小子!還是古話說得好哇:兒大不由娘。看來,也不由爹。呵呵!比我有闖勁兒!”他媽說:“你還笑得起來!闖,闖得頭破血流,看你怎么辦。哼!”看著這一幕,跟看現代戲差不多。我想,要是以后寫劇本,就把這一幕寫進去。

辭別凌峰的父母,回到家中,把凌峰搞票去北京的事說給爸媽聽。爸爸說:“看樣子,你也想出去遛遛?”我說“當然想嘍”。爸爸說:“以后要是有機會,你不用請示就走好了。我支持你。”

姆媽什么也沒說,只是下了碗餛飩給我吃。

整個九月份、十月份,武漢和平水都沒有什么大的高潮,連小的高潮也沒有,只是各單位自行開批判會,自行寫大字報,文化大革命似乎停頓了。我對此非常不解,有時甚至想到文革是不是快結束了。可是,報上登過幾次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和革命學生的新聞,似乎在告訴老百姓文革仍然在進行,不會馬上結束的。這使我想起焦叔說的話,文革怎么搞我吃不準,但是上面一定會安排的。上面怎么安排,看來,只有天知道了。

這天下午快吃晚飯的時候,爸爸來找我,要我回去吃飯。我對爸爸來劇團找我感到很不同尋常,因為他從來沒有找到劇團來要我回去吃飯。我問爸爸,姆媽做了什么好菜了,要您親自來叫我。爸爸悄悄地說:“今天,就是剛才,焦叔突然來我們家了,拿著一張報紙說,看來上面有大的動作了。我問能不能叫你一起聽聽。他說當然可以,讓他早有準備,免得到時候糊涂。所以,我就來找你了。快走吧!”我最愛聽焦叔分析問題了,當然非常高興,二話沒說,拔腳就跟著爸爸回去了。現在,劇團根本沒演出任務,你就是出去幾天不在劇團,也沒人管。

焦叔看見我們父子倆,就說道:“《十三妹》里,那兩個騾夫拿著信,有一個說,我說的就是這封信吶。現在,我現編幾句戲詞兒:我今天說的就是這張報紙啊!”

爸爸說:“那這張報紙有什么秘密嗎?”焦叔說:“當然有,還是大秘密哩。你們看這幾句:文革當中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另一條是壓制群眾,不依靠群眾。要把文革進行到底,就得批判壓制群眾的路線。老孟,這是什么意思呀?我的理解是,上面要批判壓制群眾的做法,發動群眾自己搞運動,這么一來,目前沉悶的局面怕是要發生大的變化了,就是說,文革要進入新的高潮了。那么,現在各單位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小組就管不了事啦。”

我一聽,就問焦叔:“那我們劇團的人就可以不聽文化革命小組的指揮了,由我們老百姓自己來搞。是嗎?”焦叔說:“看樣子,將來會是這樣的。”

聽焦叔這么說,我挺高興的,布施仁、鄭曉龍管不了事了,那么師父就不會挨整了,就安全了。

這天,凌峰到劇團找我。我問他有什么事。他說:“我和幾個同學準備步行串聯去延安。步行串聯是林副主席提倡的。我上次去北京串聯,看你激動的樣子,知道你也想出去走走,見見世面。只是當時票已經辦了,不好拉你一起外出。這次,我留了心眼兒,想拉你走一趟。怎么樣,想出去嗎?”我當然愿意呀,說道:“我爸爸說了,有機會就出去,不用請示他。我媽也由我。你們打算什么時候出發?”凌峰說:“想去就快點準備,后天在我們學校大門口集合。”我說“行啊”。

晚上,我回家跟爸爸姆媽說了。姆媽只是皺著眉頭,盯著我看。爸爸說:“我堅決支持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又問我什么時候出發。我說“后天早上”。他說:“來得及。明天買捆背包的繩子,再買一個國防色的挎包,買一個軍用水壺。還給你買點感冒藥和一小瓶紫藥水兒。這就差不多了。你到鄉下勞動過,應該自己會捆背包吧?”我說“會捆背包”。爸爸說:“那就好。明天上午早點到家來,我們一起出去買東西。”

我回劇團宿舍,把我準備跟小學同學一起步行去延安的事告訴給小魁、云飛、志高、小昆,他們都羨慕得要命。我要他們自己組隊外出串聯,別老是待在平水市,看不見外頭的世面。他們也都激動起來。后來,我從延安回來才知道,我走了才一個星期,他們就組隊到北京去了。因為都沒帶大衣,在北京凍得夠嗆,所以主要待在接待站,外出逛大學較少。劇團里的三個老右派竟然也壯著膽子外出,逢人就說到武漢,其實他們去了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繞了大大的半個圓圈。回團后,他們沒敢跟別人講,直到改革開放以后,他們才笑著告訴我了。

十一月上旬,我跟著凌峰他們的長征隊出發了。

現在的年輕人聽我們講當年步行串聯的事,覺得很有意思很浪漫,其實只有實際走過的人才知道,走路并不不浪漫,倒是滿辛苦的。從武漢到延安,公路距離有兩千五百多里,你得一步一步走哇。走路看起來簡單,其實相當累。又背著背包,就更累了。還有,天天走,天天累,加起來更累。我們第一天不知好歹,走了七八十里,第二天走路感覺特難受,腳板底有血泡,小腿肚子又酸又疼,結果,緊趕慢趕,只走了五十里。原計劃是一天走九十里,這兩天才將近一百三十里,跟計劃比還差六十里。我們晚上開會,看有什么辦法把這六十里補回來。最后是這樣決定的:這六十里呀是補不回來啦,以后每天走五六十里就可以啦。你笑起來了,是啊,走路比我們想象得要難多啦。更要命的是,就這樣走,我們還受傷了。腳底打泡算好的,有更嚴重的哩。我走得膝蓋腫了,髖關節疼痛難忍,有一段時間,已經不叫走了,叫蹭,一步一蹭,還常常疼得呲牙咧嘴。經過了十天半個月,才慢慢適應過來。因為是往北走,緯度一天天升高,天氣越來越冷,造成我們想睡懶覺,不愿意起早床。這又耽誤了時間。你又笑了,當時啊,真夠難的!

我們走過了湖北省、河南省、陜西省南部,俗稱陜南,翻過秦嶺比較低的部位,看見了通往西安的道路,心里才有了勝利的喜悅。

在西安待了一個星期,看見滿大街的大字報,還看見幾乎人人帶著袖章,上面寫著各群眾組織的名稱,文革的氣氛非常濃烈。我們想,說不定平水市也鬧得天翻地覆啦,我們應該回去干革命。經過開會研究,決定到了延安就回平水,不去北京了,這原是我們的計劃。計劃沒有變化大。

我們出了西安,過了渭河,踏上了陜北的土地。我們都是心情激動萬分,因為離心目中的革命圣地越來越近啦。以往只是在電影里看看,現在已經活生生地展現在眼前了。你們年輕,可能難以理解我們這一代人年輕的時候對蘇聯的莫斯科、對陜北的延安看得有多么神圣!在我們心里,那都是革命圣地啊!現在,延安就在眼面前,你說,我們能不激動嗎?

上岸的地方到延安幾乎是直線,所以每走一步,緯度就高一點,天氣越發寒冷了。北風吹來,耳朵被風吹得疼,像被刀子劃拉一樣;更有意思的是,快到延安的時候,天冷得鼻子里的清鼻涕都流不到嘴里,半路上就結冰了。你想啊,活人身上竟然能結冰!邪乎吧?世界太大了,所以怪事多。我們當時年輕,一身熱乎勁,加上革命激情,沒把寒冷當回事。就這樣到了延安。

在那里,我們參觀了楊家嶺、棗園,還有中共七大的會址,還參拜了五烈士墓地。后來,我們回武漢,先坐汽車到銅川,再坐火車到西安,過了兩天坐火車回武漢,再回平水。

回到平水,發現平水大街上的景象跟西安一樣,也鬧騰得不得了,心里非常高興,決心大搞文化革命。

我急忙趕回劇團,看見劇場和圍墻之間豎起了不少由草席棚做成的大字報專欄,上面貼了好多好多的大字報,有批判工作組組長周青松和布施仁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有批判鄭曉龍、朱珊玉給周青松、布施仁當得力干將的。大字報專欄的通欄標語口氣很嚴厲,有“周青松、布施仁必須低頭認罪”、“鄭曉龍給布施仁當走狗沒有好下場”、“保皇有罪,罪該萬死,死了喂狗,狗也不吃”。看來,劇團里批判資反路線批得熱火朝天。我顧不得回宿舍放背包,就饒有興趣地看大字報。我心想:布施仁,你也有今天!

這時,一聲呼喚驚醒了我:“師兄,你怎么才回來呀?”我扭頭一看,原來是小魁。他走到我跟前,拉住我的左手,又說:“劇團里成立了好幾個群眾組織。我跟小昆、云飛、志高幾個也成立了,叫反到底,干得挺熱火的。哦,連鳳兒也參加我們組織了。他們小學學生都太小,搞不成群眾組織,只好參加中學的群眾組織。我叫鳳兒參加我們反到底,跟她哥在一個組織。她高興得不得了,就參加了,還滿積極的哩。我們天天盼你回來。我們合計好了,你一回來,哪個組織也別參加,就參加我們的,你當第一號頭頭。”

我問小魁:“你們的辦公室在哪兒?”小魁說:“在劇場二樓角兒的化妝室,那兒寬敞,我們幾個人都睡在那兒。師兄,我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聊劇團的事兒,聊平水市各單位的事兒,聊武漢的事兒,聊全國的事兒,經常聊到轉鐘了還不想睡覺,別提多有意思了。我們有時候就跑到武漢去參加一些造反派組織的活動。”我問他們都參加了哪些活動。他興奮地說:“那就多了。武漢有個職工聯合會,是老保,武漢造反派經常去砸他們的辦公室,搶走他們的紙張、印刷機、油墨、播音喇叭,讓他們搞不成宣傳。”我說:“人家那么老實,由你搶,由你砸?”小魁微微一笑,說:“他們當然不愿意,可是革命嘛,還能讓他們那些人同意才行動嗎?他們不動,我們就對他們客客氣氣,他們要是不服周,敢于阻止,我們就動手,推推搡搡,有時候還打起來了。還好,每次去都是大學生沖在前頭,我們跟在后頭喊叫,幫忙,一般都還順利。聽說也有遇到硬茬的,那打起來就厲害了,有時會受傷,還有被對方抓起來的,挨頓揍。我們運氣不錯,還沒有倒過霉。哈哈!

我問:“對方也是群眾嘛,管他們怎么干呢?你宣傳你的,他宣傳他的,看群眾站在哪一邊!”小魁說:“師兄,看來,你思想落伍啦,還帶點書生氣,不符合當前形勢啦。革命和反革命都要搞宣傳,都要造輿論。對反革命輿論就得壓制,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所以,造反派就必須砸他們的輿論場所和輿論工具。在這方面不能有一點仁慈。現在有個口號:‘不砸不打是老蔣,不搶不偷是老修。’我們要當造反派,一就得跟武漢的造反派組織聯合行動,二是加入武漢大的造反組織。我們已經加入武漢二司了。平水市的一些群眾組織也分別加入了武漢大的造反派組織,像工人總部啊,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啊,武漢二司啊。告訴你吧,平水市的一些造反派組織準備聯合起來,成立平水市造反派聯合司令部,好以后統一行動;已經加入武漢造反派組織的,準備成立平水市造反派聯絡站,相互之間加強聯系,便于采取統一行動。形勢大好哇!云飛去市一中聯系過了,報上了名,準備加入他們的組織。師兄啊,你正好趕上了這個大好形勢啊!”

這時,小昆走過來了,摟住我的膀子,喊道:“師兄,總算把你盼回來了。我們擁護你當一寨之主,以后你領著我們一起干吶!呵呵!”小魁也在旁邊笑。

說實話,見他們這么真誠這么熱情,我太感動了。這是對我多么大的信任吶!我和他們幾個一向心連心,連一點小小的分歧也沒有。他這樣說,估計不是他個人的意思。我考慮到小昆也一定是這樣想的,那就應該跟反到底在一起。目前群眾自己搞文革,沒有個組織怎么行呢?

當晚,小魁他們召開全員大會,其實就是歡迎我加入反到底的大會。我在大會上非常低調地講了幾句,表示一定和大家一起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進行到底。

會后,小魁要我請小昆、云飛、志高幾個一起到我家里去慶賀一番。我當然答應嘍,就一起去了。在路上,我買了兩斤油炸花生米準備用來佐茶。爸爸說“晚上喝茶睡不著覺”,拿出半斤65度的高粱酒給我。我想,我們平時都不怎么喝酒,這一下子喝這個度數的酒恐怕吃不消,就提出往酒里摻水,把酒的度數降低了再喝。爸爸說:“也好,摻了水,度數降了,酒的數量也增加了,每個人可以多喝點,能把花生米吃完。”

爸媽不管我們,先去睡了。我們幾個邊喝邊聊,主要是我講了步行去延安的經過,他們聽得津津有味。講到活人鼻子下面結冰,他們都驚訝得瞪大了眼睛。

過了幾天,我回家去,爸爸告訴我,說我媽問爸爸,我們今天鬧得歡,以后會不會秋后算賬呢?爸爸說:“不會吧?這回可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呀!”姆媽說:“五七年給黨提意見也是上面號召搞的,后來不都在劫難逃?這次會不會……”爸爸沒再說話。姆媽說:“得長點心眼兒!尚泰要注意,你也別瞎來!”

爸爸沒說什么,只是警告我:“你媽的話有點道理。我們是該長點心眼兒!尚泰,寧可讓人家說你膽子小,也別沖在前頭。我也得注意。我一向嫌你媽沒什么見識,這次我倒是覺得你媽不簡單哩。記住啦!”

甄小姐,你問我們每天干什么?我們每天都是寫大字報,不是批判資反路線,就是宣告什么“特大消息”,宣告某個中央領導人垮了,宣告某個省市級領導被批斗了;除了參加武漢造反派組織的大型活動外,自己也搞了一些批判資反路線的活動,有本團范圍的,也有全市范圍的。其中有這么一次,是全平水市文藝界舉辦的,各單位搞資反路線、把斗爭矛頭指向群眾的主要人物被集中起來進行批判,各單位的工作組負責人也被集中起來挨批。其中一次大會是在我們劇團舉行的。

舞臺正中擺放著毛主席的巨幅畫像,那些要挨批的人坐在劇場第一排。批判時,批誰,誰就上臺來,先向毛主席像鞠躬,當時這叫“向毛主席請罪”,再是低聲下氣地念檢討書,念檢討書照例是先說自己破壞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把斗爭矛頭指向革命群眾,這是犯了罪,罪該萬死,再說現在經過學習,經過群眾批判,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決心改正,然后說請革命群眾繼續批判,幫助自己重新回到正確路線上來。念檢討書,要言辭懇切,不許用華麗的辭藻,如果哭出來則最好。布施仁念檢討書,昂首挺胸,聲音高亢,最不受待見,本團人對他還手下留情,外單位的有人拍打過他后腦勺,拍得還滿響的。我看著當然滿肚子高興,心想你小子也有今天吶!你飛揚跋扈這么多年,不說一言九鼎,一言七八鼎還是有的,多少人受了你的閑氣!那三個老右派受你的氣還說得過去,我師父是共產黨員還是劇團的領導干部也受氣,這恐怕說不過去吧?

我在這次大會上發言批判布施仁:布施仁,你也有今天吶!同志們,布施仁在我們劇團稱王稱霸十多年。我總不明白,他好像跟知識分子天生就有仇似的,專門跟知識分子過不去。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沒有知識分子參加,革命要勝利是不可能的。說明知識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可是,布施仁老是看知識分子不順眼。文革初期,他伙同工作組想千方、設百計,扭轉運動的大方向,把斗爭的矛頭指向群眾。更可恥的是,他策動一些幼稚的工農子弟在批判會上夸他如何運用階級和階級斗爭觀念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好像只有他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似的。他挑動演員斗演員、挑動學員斗老師,以此逃避群眾對他的揭發。在批判資反路線的斗爭中,他態度傲慢,強詞奪理,不虛心接受群眾對他的批評教育,甚至暗中組織出身工農的學員跟造反派糾纏,又一次挑動群眾斗群眾。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們劇團的造反派絕不放過這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家伙,要對他進一步進行揭露,把他的真實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劇場上大家的情緒十分熱烈,時而喜笑顏開,時而憤怒異常。看起來,人人都是滿開心的。可是,我發現師父沒有到場,他是怎么想的呢?

會后,我去師父家,問他這么大型的會議為什么不去參加?師父說:“我沒去,小昆也沒讓去。我總覺得這種情況不對頭。是哪兒出了差錯,我說不出來。尚泰,這次你發言,事前沒問我,我要是知道你會發言批判布施仁,我是一定要撕掉你的發言稿的。你一定要知道,在我們這兒批判領導是犯忌的。你別看他現在低聲下氣的像孫子,將來指不定那天翻過來了,批判過他的人會非常危險的。不信,你就看!”師娘也在旁邊說:“尚泰,你不知道哇,當年幫助黨整風那會兒,那些領導硬著頭皮聽人家提意見,聽了不到一個月就開始反擊了,抓了不少右派,送到郊區勞動改造。監督他們改造的人,硬是要那些右派挑兩百斤,挑不動也得挑,把人折磨得哭啊!監督的人說:這會兒曉得哭了,提意見的時候怎么那么厲害呀?活該你倒霉!后來,上級知道了,制止了這樣做。可那是幾天以后哇,制止前的那幾天還不知道怎么過來的,有人落下終身疾病,腰疼吶。唉!那還只是提意見,就整得那樣慘,你們現在是批斗哇,人家得當著那么多人的面,低聲下氣,那張臉吶都丟盡啦。他們不把你們恨死才怪呢!尚泰啊,聽聽我和你師父一句勸吧,收手吧。”

看著師父師娘這番只有爹娘才愿意說的話,我心里其實也在打鼓啊。劇團那三個老右派的處境,我都看在眼里了,誰愿意過那種屈辱的生活啊?我覺得,是得好好考慮一下師父師娘的這番話語了。

我回家跟爸爸姆媽講了師父師娘的話。爸爸只是皺著眉頭,沒言語;姆媽一直在點頭,說:“好,你師父師娘說的都是我的心里話。那些右派只是給領導提了點意見,就倒霉了那么多年,你們批斗領導,領導不把你們恨到骨頭里去才怪哩。等以后收的時候,上面還是要用這些當領導的來收場的。到那時候哇,還不知道那些批斗過領導的人會倒什么霉呢?”爸爸贊同姆媽的話,要我以后注意點,得留個后手。

完全脫離平水市的文革運動是不容易的。甄小姐,你沒有設身處地就難以理解我這句話。我當時是劇團反倒底的第一號頭頭,師弟們都看著我哩,指望我帶領他們前進,我又不忍心撇開他們自行其是,所以他們一找我處理某件事,我自然就出謀劃策。我當時就處于爸爸姆媽的警告和師兄弟的感情之間,用邏輯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兩難。人強不如勢強,我只能順勢而為了。

文革后來發展到向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奪權的階段了,那是非常熱鬧的。各地區、各單位的黨政領導被迫或主動交出權力,具體地說,就是把公章交給造反派,然后回家閑坐,看著太陽、數著星星過日子。我們劇團的造反派組織了平水市京劇團造反派聯絡站,我被推舉為站長。這個站長沒有指揮權,只負責通知各造反派組織開會和各組織之間的消息相互通達的責任。我們以聯絡站的名義拿走了布施仁所有的公章,再命令布施仁一個人負責清掃劇團包括廁所的衛生,連洗痰盂的事也由他管。沒有指派人監督他,他乖乖地奉命照辦,勤勤懇懇,從不懈怠,以前那種讓人一見就害怕的氣勢蕩然無存。他知道我是站長,所以看見我就是滿臉諂媚的笑。我看他怪可憐的,時而以站長的身份加以關照,從來沒有呵斥過他,也勸阻別人對他客氣點。

我找他談過,問他為什么總是跟我師父過不去。他也坦誠,首先表示歉意,再告訴我,當時上面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他是忠實地按上面的政策辦的,不敢有絲毫的改變,也是出于無奈。他說:“我要是仇恨你師父,會當他的入黨介紹人嗎?在五十年代,特別是初期,對知識分子是最客氣的。我羨慕知識分子,穿中山裝故意在上衣口袋上插一只鋼筆,給自己增加點知識分子的色彩。問題出在五五年抓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后,上面對知識分子越來越不感冒,總是強調改造,五七年反右以后對知識分子就更不待見了。這樣,我的態度自然就變了。后來,中蘇論戰,在第九篇評論蘇共公開信里面提到蘇聯對知識分子實行高薪,成了資本主義復辟的溫床,以后就出現了高薪階層這個詞,凡是拿高薪的都成了資產階級,因此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大不如前了,形成了這樣的心理,就是不把知識分子徹底改造過來,他們就會搞資本主義復辟。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識分子成了沒有被點名的斗爭對象。我也不理解上面的態度,但我是共產黨員,必須按上面的意思辦事,自然對劇團的知識分子進行批判斗爭。哪想到,這樣做又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我都昏了,不知道怎么辦才好。”說著,流下了眼淚。他又說:“尚泰,一些實際問題真的不好辦。你說,改造知識分子,不可能把知識分子一個一個拿來處理吧,只能抓大的,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在劇團里,你師父是最大的知識分子,改造知識分子必然先抓你師父啊。你師父不光在我們劇團是大知識分子,就是在平水市也算是大知識分子啊,改造知識分子的矛頭就指向他了。我不是說,指向你師父是對的,就是剛才說的,你師父是當地的大知識分子,改造知識分子自然從你師父身上先下手了。你年輕,我的這些話,你不一定理解得了,你可以去問你爸爸媽媽,甚至問你師父,看他們會不會同意我的說法。”

我想,我年輕,確實理解不了布施仁的高見,問問爸爸、師父也好,我可以仔細分析一下他們誰說得有理。

我問了爸爸。爸爸肯定地說:“我討厭布施仁,不過他說的這些話還的確是那么回事兒。上面對知識分子是那種態度,他布施仁敢反對嗎?只能照辦。從這一點講嘛,確實不能太怪他。但是,他跟上面跟得太快了,處理問題太沒人性,從這一點來看,他也有應該承擔的責任,想把自己撇得干干凈凈絕無可能。尚泰,這個度你要拿穩了,既理解他的難處,也不放過他的責任。”

我聽了爸爸的話,好像明白了,可還是覺得在云里霧里,不知道該怎么辦。想來想去,我忽然想到,干脆糊涂點算了,處理自己不會處理的問題,不是自找麻煩嗎?我喝多了?以后,我就開始消極起來,能躲過不管的事就盡量不管。

不久,造反派內部鬧起來了,還鬧得挺兇。原來,武漢工人總部、武鋼九一三、武漢二司為主搞了個《聲明》(后來叫二八聲明),說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最有資格奪走資派的權,罵一些跟他們有意見分歧的是半路出家的投機商、是中途打入革命隊伍的壞東西。那些被罵的造反派組織不服,雙方就鬧起來了。贊同二八聲明的是香花派,反對者是毒草派。武漢得感冒,平水就一定打噴嚏。平水市的造反派也分成兩派,一天到晚吵個不停,大街上各組織的廣播喇叭用盡可能大的聲音爭論不休。

在我們劇團,造反派也分成了兩派。反倒底是香花派,可我個人是毒草派,這樣我在組織里就孤立了。我也不在乎,我正想脫離組織哩,這次機會來了。

小魁找我幾次,不斷地埋怨我。我笑而不答。

不久,武漢軍區介入,宣布支持毒草派。又沒過多久,說中央文革不支持香花派。香花派瞬間失勢,聽說要被取締。到了四月份,武漢毒草派中間兒的一些造反派組織說武漢軍區支左大方向錯了,要造反,要殺向社會,幫助受到打壓的造反派組織東山再起。支持武漢軍區的人不依不饒,跟造反派鬧起來了。

我爸和焦叔主張靜觀其變,不介入,當逍遙派。我聽了爸爸和焦叔的話,也當了逍遙派。布施仁無所謂,反正哪一派也不要他,他成了兩不管的人物,逐漸不到劇團做衛生了。說來好笑,他見我當了逍遙派,居然對我親切多了,常常打招呼不說,還經常邀請我喝點小酒,至于油炸花生米、鹵干子、素雞、蘭花豆全由他買。我才知道這家伙酒癮真大,半斤白酒喝完也不醉,有時喝一斤酒也沒關系。我可沒有那么厲害,基本上是吃東西,其實就是陪他喝酒。

我們邊吃邊聊。他講他的家史,說他們家在河南農村,家里窮得要命,快活不下去了,因此對有錢人是又羨慕又嫉恨,成天想著把他們的錢都搶過來自個兒花,蓋新房子、買新家具、做新衣服、去飯館吃大菜。抗戰時期,八路軍來到他們村,他就參了軍,學了點文化,因為身體素質差,上級讓他搞宣傳鼓動工作,跟知識分子接觸很多,文化程度大有提高。那時,他對知識分子印象極好,崇拜得不得了。武漢解放以后,他奉調來到平水市,后來到京劇團工作。本來,他對知識分子就有好感,調到京劇團正合他意。在搞知識分子洗澡的運動中,他發現文藝界的知識分子比部隊的知識分子差多了,革命斗志不旺,階級立場不穩,不能算革命的基本群眾,因此對知識分子就沒有以前那么崇敬了,甚至瞧不起他們。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那會兒,他看到這個集團里的人全是知識分子,因此對知識分子已經不是瞧不起的問題了,而是保持革命警惕性的問題了。反右以后,特別是第九篇評論蘇共公開信的文章發表以后,他認為知識分子都是資產階級分子,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基礎,對他們要堅決斗爭,不能讓他們得勢,否則紅色江山就會變色,因此他非常注意知識分子的動向,一發現不對勁的地方就要斗。他說,自己有時候也問自己,這樣對待知識分子對不對?他看到劇團里的知識分子非常聽黨的話,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每次要演員們學習文件,演員們都認真學習,他又感到知識分子其實不錯嘛,何必跟他們過不去呢?可是,他也看到寫《海瑞罷官》的、演《海瑞罷官》的,還有那些壞戲壞電影都是知識分子搞出來的,又覺得對知識分子應該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時刻準備批判他們頭腦里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他說他心里矛盾得很,直到現在喝酒的時候還在矛盾。找不到人幫他分析,他非常苦惱,甚至有時候有想哭的感覺。

我看著他因喝酒而通紅的臉,心潮翻騰不已。我考慮到,他會不會是在說謊呢?我判斷不了。我當時沒有多少社會閱歷,無法確定真相假象,因此我只是迎合式地點著頭,笑著感嘆不已。

事后,我問了爸爸。爸爸難以判斷真假,只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有,知人知面不知心,說不清楚。”我相信焦叔,說去“找焦叔問問看”。爸爸同意。我們去找焦叔,恰巧焦叔在家。焦叔一見我們就說:“當逍遙派真好,不用上班,天天在家閑坐,愿意的話,出去走走,散個心。”

我說:“我現在發現,逍遙派其實也沒怎么逍遙,思想還是在動啊!”焦叔說:“尚泰,你長大了,懂事了。你說出了真理。”我驚訝地說:“我還什么都不懂呢,就說出真理啦?真理是大人物說的。我哪有那么高明吶?”

焦叔笑了,說:“誰規定了真理只能是大人物說的啊!只要你說得對,你說的話就是真理。你說逍遙派其實并不逍遙,思想一直在動。這句話就是真理。我也是這么想的。我一直在考慮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常常想了半天還想不明白。所以,我這個逍遙派一直沒有真正逍遙過,大腦一直沒停空。”

我向焦叔講了布施仁跟我講過的話,我說:“他講的話是他心里話嗎?”焦叔笑著說:“你認為呢?”我說:“我判斷不了,所以想請教您。”焦叔說:“世界上最難判斷的就是人心。你看,宇宙那么復雜,人類已經上了太空,估計登上月亮也快了。布施仁的經歷比較復雜,先在農村待過,有鄉下人的經歷;后來參了軍,有部隊生活的經驗;解放后到了劇團,有了跟知識分子打交道的體驗。這個人很有閱歷,能跟各種人過招。尚泰,你太年輕,不是他的對手,你得注意了。他不一定會害你,但是不排除他利用你。這一點,你千萬要警惕。《十六條》里說過:要警惕政治扒手。這個政治扒手,我的理解呢是利用別人來達到他政治上的目標,成了他有一份兒,出事了他一直躲在幕后可以逃脫責任。可以說,這種人是旱澇保收。布施仁現在失勢了,沒有號召力了,自然想找人幫他出力。這是一個方面,是從壞的方面分析的。也可能,他現在很孤獨,思想上心理上很孤獨,想交朋友給自己的心靈找個寄托。如果是后者,那你與他交往是可以的,說不定將來情況發生逆轉,他會擔待你。擔待你,對你師父也有好處。如果是前者,那事情就復雜了,將來情況有變,他可能對你好,也可能對你進行報復。你在全市文藝界批判資反路線大會上批判過他,難保他不計恨。所以,你得注意你跟他打交道的分寸,不要太過親密,把什么事都告訴他,也不要跟他把關系搞僵。唉,大道理就在這兒,具體怎么辦還要靠你慢慢琢磨。”我說:“焦叔,究竟怎么辦才好呢?”焦叔說:“這就得像列寧說的那樣,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了。我剛才講的都是理論上的,怎么處理具體問題,得靠你自己動腦筋啦。我看呢,最好不再得罪他,還盡可能地順著他。這樣做,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萬一他將來東山再起,他不至于恨你。我估計,將來上面要收的話,恐怕還是會重新啟用他們這些干部。你們看到了吧,建立革命委員會必須有領導干部參加。這就是說,布施仁有可能重新上臺。”焦叔這番話使我頓開茅塞!我怎么就沒想到這一層呢?焦叔是高明。我說:“焦叔,我明白了。您真的很棒!想得遠。我從來沒這樣想過。”

回家的路上,我問爸爸:“聽焦叔講,布施仁有可能重新上臺,那文革不是白搞了么?”爸爸沉吟了一會兒,說:“布施仁重新上臺,這只是預測,誰能肯定他一定上臺呢?干部那么多,誰能被結合進革委會還沒定下來呢?我想,你焦叔從布施仁會被結合進革委會這一點考慮,要你注意跟他的關系,給自己留條后路。要是繼續得罪他,萬一他重新上臺,他一定會報復你。”我說:“爸爸,給自己留后路,是自私的表現,是投機取巧的表現。做這樣的人,我心里挺別扭的。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就決心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嘛,就得堅決徹底,怎么能想著給自己留后路呢?”

爸爸睜大了眼睛看著我說:“我的傻兒子啊,你以為你是誰呀,不就是個小不點兒嗎?你對文化大革命能有多大的影響力啊?你能影響文化大革命的進程嗎?文化大革命由上面掌控著,你管得了多少哇?再說,這次運動沒有整到我頭上來,就已經燒高香啦,你還想搞出個什么花樣來喲!”我啞口無言了。我琢磨了一晚上,覺得爸爸說得有理。以后,我不在劇團宿舍住了,基本上住在家里。


十六


有一天,爸爸外出回來,把挎包放在飯桌上,叫我到他跟前,跟我說:“你這成天待在家里,無所事事,不是在虛度年華嗎?奧斯特洛夫斯基說過,‘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你做到了嗎?你得趁年輕學點本事。”我說:“這樣成天無所事事的,我也煩吶。您說學本事,那我學什么呢?”爸爸說:“我已經想好了,問過你焦叔。他建議你學點歷史,讀點名著,再就是練功,別把你學過的功夫丟掉了。”我說:“這倒是的。現在劇團里沒人練功了,沒人喊嗓子了,功夫回了不少。我現在跑虎跳比過去慢點兒了,喊嗓子常常接不上氣。是得練練了!這件事好辦。問題是這學歷史誰來教哇?”爸爸說:“看來你焦叔講對了,你再不練功,以前練的功夫就全回了。我管不了別人,只能管你。這年頭,在舞臺上練功不合時宜,就在家里練吧。你焦叔還說了,學歷史就是自個兒看點歷史方面的書。我們家可是從來不買這一類書的。你焦叔借給我一套,題目叫《上下五千年》。我翻了一下,寫得跟故事一樣的,有點意思。你焦叔說了,看完這套書,得把朝代序列牢牢記住。我就知道唐宋元明清,其他就不知道了。你別像我一樣是個歷史盲。”

從那天起,我就成天有事做了。白天,待在家里練功,拿頂、下腰、跑虎跳、砸踺子,還有翻搶背、走矮步、掃蹚腿、單提,等等。晚上天黑了,在房子后面空場上鋪上臺毯,翻小翻、翻小翻提、翻前撲、走旋子。練嗓子就是唱樣板戲唱段,不怕別人聽見;唱傳統戲唱段就躲在家里低聲唱。困難是刀槍把子一個人不好練,就找到小昆,動員他跟我一起練。師父知道了,很支持我,要小昆陪我練,自己也順便練了。幾個月以后,我們倆把功夫都撿回來了。

一天,師父要小昆傳話,要我去見他。我想,師父有什么事要見我。問小昆,小昆說“不知道”。我帶著疑問去見師父。

師父要小昆去買點豬肉回來,再問我練功練得怎么樣了。我說還好。他說:“既然要練,就好好練。”師父要我特別練好兩樣功夫。一是寶劍入鞘。他說:“這個功夫是郭玉昆的看家本領,獨門功夫,難度非常大。悟性差的人,就是手把手教,也學不會。你能學會,真不容易。我都不會,比師父強。說出去,我也光彩。哪個師父不會因為有這樣的徒弟而覺得光彩啊!我有了你這樣的徒弟,心里好大的安慰。現在演現代戲并不賣座,我總估摸著將來傳統戲還是得上。”師父要我練好第二功夫是跑圓場。他說:“陳鶴峰的《徐策跑城》跑圓場跑得多好哇,特別是最后幾圈,背挺得直,步子跑得快,還越來越快,引得觀眾不斷叫好。不容易啊!沒有多年的功底是辦不到的。你的功夫還不夠,還得加勁地練。你有好長時間沒練功了吧?我都替你急。練點功不容易呀,你可別荒廢啦!當然,練功得循序漸進。你有一段時間沒練功,功夫肯定回了一些,所以呢你得先穿薄底兒練,每次至少跑三十圈兒,等練好了,再穿厚底兒練,還是跑三十圈,這樣在臺上跑二十圈就輕松了,輕松了就可以跑得好看了。怎么樣?有這個決心嗎?”我說:“肯定有!”師父滿意地點點頭,說:“我這輩子沒練到郭玉崑、賀玉欽那個程度,在臺上就不是那么得心應手,常常是心有意而力不足。看來,只能到這一步了。小昆嘛你也看到了,體質悟性都比不了你,我把這輩子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要辦到了,我死也瞑目了。”

我聽著師父說這些話,怎么像臨終遺言一樣,心里好難過,眼淚也出來了,我跪在師父面前說:“師父,您放一百個心,我一定練好這兩門功夫。不管將來形勢怎么變,我不會讓您老人家失望的。”師父說:“少表決心,多做實事。”

自從六四年十一月封箱后,傳統戲的服裝是再也看不到了,連一些道具比如厚底兒、鞭、關刀、髯口也看不見了。不過,這難不倒我。沒有薄底兒,就用北京老布鞋、球鞋代替;沒有厚底兒,師父把他偷偷存留的厚底兒送給我。這雙厚底兒是唱紅生戲專用的,叫虎頭靴,質量上乘,特別是鞋幫綉的花紋好看極了,當年師父師娘怎么看怎么舍不得上繳,就留下藏起來了。好在封箱那會兒有點亂,所以沒人過問師父唱紅生戲用的厚底兒。小昆告訴我去他們家拿厚底兒。我就在一個天上沒有月亮的夜晚去師父家把厚底兒拿回家了。爸爸姆媽看了,不停地贊賞這雙厚底兒。姆媽說:“這么好看的厚底兒要是給毀了,該多可惜呀!老天爺要是有眼,就應該讓傳統戲重現舞臺!”有了師父的期望,有了父母的支持,我更加勤奮地練功。

那幾個月,社會上鬧得天翻地覆,從口誅筆伐發展到拳腳相加,,又發展到兵戎相見。我當時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不是文化革命嗎,怎么動起武來了呢?平水市的武斗還算緩和的,武漢市的武斗可不得了,已經經常死人啦!聽說,六月十七號那天,一輛造反派的卡車沖向銅人像方向,準備繞銅像一周返回的。哪知道,在銅人像附近被對方的十輪大卡車攔截了,對方武斗人員圍了上去用鐵矛直戳,車上的人沒有一個逃脫,非死即傷。造反派的人聞訊大哭。后來,對方大批武斗人員來到會賓樓下,造反派武斗人員也趕到,雙方對峙,都能看見對方的眉毛。幸虧這時武漢軍區的戰士們趕到,在兩派人員之間組成人墻,才暫時制止了一場更慘烈的屠殺。爸爸和焦叔談到這件事的時候,滿面悲哀,連連嘆息。我問焦叔怎么會鬧成這個樣子了。焦叔說:“我要是知道是怎么回事,這個悲劇就不會發生了。運動是上面掌控的,我哪兒管得了哦!我們沒卷進去就算運氣啦!”

到了七月份,發生了七二0事件,武漢那些反對造反派的組織上大街游行,要求審判中央文革的代表王力。聽說,這次事件還驚動了毛主席。北京召開百萬人的集會,林彪、江青、周恩來都上了天安門,共同聲討武漢百萬雄師。廣播里面廣播了這個消息,武漢那些反對造反派的組織紛紛垮臺。平水市那些跟著百萬雄師跑的組織也垮臺了。我們劇團里站在百萬雄師一邊的組織也垮臺了,其中有鄭曉龍主持的“掃除害人蟲”司令部和朱珊玉主持的“冰崖花枝”戰斗隊。小魁以勝利者的姿態在劇場主持了對平水市保守派組織的批判會。這個批判會平水市各造反組織都派代表參加了,聲勢浩大。批判會上,鄭曉龍渾身哆嗦、朱珊玉痛哭流涕,向造反派組織做檢討,連連鞠躬,還揭發布施仁背地里鼓動他們跟造反派作對的言行。小魁把桌子一拍,高喊一聲:“把老保的黑后臺布施仁揪上臺來!”市一中兩個彪形大漢一左一右把布施仁連推帶提地弄上臺,站在舞臺中偏右的龍口,低頭哈腰,被倒提雙臂。我在臺下看著這一幕,心想:“真是老古話說的那樣,‘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這家伙一向是主持批判別人的大會,如今晚兒,他已經被批斗兩次了!”

這次,我沒上臺批判布施仁。小魁找過我,要我上臺批幾句。我說:“我是逍遙派,不是造反派,沒有資格批判布施仁。”小魁要我幫他寫批判稿,我說我自個兒寫批判稿都得費九牛二虎之力,哪有本事幫他寫啊。可他硬是賴上我了,非要我幫他這回不可。他說這次批判大會是全市文藝界的,規格比較高,他當大會主持人不批判幾句恐怕說不過去。聽他這么一說,又顧及兄弟之情,就答應了。你會問我怎么寫得出來。我當然有辦法,找凌峰不就結了。

凌峰是高中生,筆頭硬得很,找他準沒錯。我到市一中去找他,看見他正和幾個戰友在研究批判學校黨支部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辦公桌上有幾份用回形針卡住的文稿。等他們研究完了,我要凌峰幫我寫批判稿。凌峰說:“寫什么呀?這兒有現成的批判稿,你隨便拿一份去照抄就得了。只要把人名兒、地名兒、事情換過了就行了,那些說理的部分就原文照抄。你不會連這點能力也沒有吧?”我把幾份批判稿輪流看了一遍,選了一份比較容易修改的拿走。他說:“你用完了得還給我,我們這兒也要用哩。”我一邊走開,一邊說:“你放心吧。用完了,我拿去生爐子,一點就著。”他說:“嗨,有你這么過河拆橋的嗎?”

回到家里,我忙著修改批判稿。由于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改起來還真麻煩,常常是心里有話,筆頭寫不出來,不過進劇團以后背了不少劇本,肚子里多少有點兒存貨,撰文還能夠勉強應付。換成小魁、小昆、云飛、志高就應付不了啦,難怪小魁把我盯住了。這樣也好,我這個師兄在他們跟前更有面子啦!批判會后,小魁深深感謝我,硬拉我去飯館吃青椒炒肉絲。

七二0事件以后,武漢造反派的日子特別好過,可以說,走遍全國都是受歡迎的。可是到了六八年,造反派組織之間又鬧起來了,一派說要“鋼化江城”,另一派批評他們是搞“以我為核心”,成天打口水戰。湖北農村也鬧得難解難分,打得一塌糊涂。武漢市內一些流氓興起了“翻門坎”的活動,就是一幫人手持器械沖進一個結下梁子(仇怨)的人家,把這一家的家具什物砸得個稀爛,而管公安的人往往出于派性撒手不管。各地造反派組織都喊著“文攻武衛”的口號搶劫部隊的武器庫用來武裝自己,使得武斗大大升級,成為準戰爭。這樣,全國亂成一團。

平水市怎能置身事外?何況一些好事者總覺得沒有鬧夠,總想天下更亂才好。廣播里說要緊跟上面的部署,要抓斗爭的大方向,可生活中一些人就是不理這個茬兒。凌峰告訴我,造反派組織里好多人笑嘻嘻地說:“不上班還拿工資,這就是老子的戰略部署,就是老子的大方向。”

甄小姐,這樣混亂的社會狀況是任何國家都不允許的,可是中國那時候就是這樣的,亂了一年左右。我們劇團基本不演出了,演員們學員們基本不練功了。我爸爸我師父一直在督促我和小昆練功。他們總說:“藝不壓身。多學本事總不會錯。”我聽師父的話,天天在家練功。不但練功,還暗地里把《鬧天宮》和《徐策跑城》演練了幾次。爸爸在旁邊當觀眾,邊看邊評論。師父也來我家看我走臺,指出問題,肯定優點。小昆也能把《鬧天宮》的路子大致走一遍。常常是這樣:我演孫悟空,他一會兒當小猴子,一會兒當天兵天將;他演孫悟空,我給他配戲。這樣演練,我們都覺得有意思,往往一個下午、一個晚上好像沒幾分鐘就過去了。

我有時候想:光這樣練,又不能上臺演出,有意義嗎?可是,看看外面亂成一團的現實,再看看爸爸師父的態度,我不敢有絲毫懈怠,不為別的,只是不想讓爸爸師父失望而已。

整個六八年就這么鬧過去了。年底,發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凌峰和他的同學下放到漢陽縣農村去了。他們是上午離開平水市的。我一大早去了市一中,看見他跟同學們談笑風生,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他們旁邊有女生,就不像他們了,一個個眼圈發紅,有的臉頰上有明顯的淚痕。我是劇團的學員,沒有上山下鄉的份。九點多鐘,送行的汽車來了,男生喜氣洋洋地上車,女生則淚流滿面。我看著,心里感嘆萬分。

到了六九年,準備開黨的九大,世面上才開始安定下來。

九大之前,中國軍人在東北珍寶島跟蘇聯人打了一仗,大獲全勝,全國的老百姓上街游行,高喊“打倒新沙皇”的口號。

九大過后,各行各業逐步轉入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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